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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祸根在帝
明武宗大用宦官，众所周知，刘瑾专权擅政，屡为史家批判。然多以其魅主乱政，似乎只要大政奉还君上，大明的弊端尽将烟消云散。事实上，在刘瑾得宠之处，其还尚以臣子奴仆心态自处，但当其向武宗转奏奏折时，武宗却呵斥他：“什么都来麻烦我，要你做什么呢！”。因此，恰恰是明武宗自身的懒惰，放任以刘瑾为主的宦官势力日益壮大，触角伸向两京一十八省。
明人书写本朝史，或为详细。陈洪谟在《继世纪闻》中记载刘六等起义之原因：
正德五年，庚午。逆瑾日益专恣骄横。霸州、文安诸处，响马强贼生发。瑾不胜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有能干者，专理捕盗事……惟杲奏立什伍连坐之法，盗贼捕获无虚日。每械系盗贼于真定城，辄用鼓吹前导，金鼓之声弥月不絶。由是奸宄益多。内官张忠、姪张茂为大贼窝主，杲亲往捕获，斩之，啖其心，以取媚权势。霸州人刘六、刘七、齐彦名辈因是鼓众为乱。后杲与尚义皆陞佥都御史，仍管捕盗事。
显然，宁杲秉持“治乱世用重典”之理念，抓捕大量盗贼。似乎这种严刑峻法令刘六、刘七惊恐已极，怕不日将被牵连供出，故“因是鼓众为乱”。然而这种表述将刘六、刘七视为本身就是盗。在人文地理中，司马迁所说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几成对直隶地方人士的刻板印象。然而此时明朝开国距久，随着历代帝王的努力，定都北京后的京畿秩序已然成熟，何以出现在首善之地多有盗贼？难道盗贼是天生的职业身份吗？张忠、张茂的覆灭为什么会令刘六等恐惧？
查《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因《实录》系后朝修撰，距离当时最近，对于各种信息更为详尽。然而对于刘六的身份却在正德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条。因为此时刘六再次叛乱。
刘七本名晨，与其党皆霸州、永清、固安等县农家。州以盗多不能制，闻晨及其兄刘六善骑射，召令与其党齐彦明等协捕有功，后凡遇警，皆令晨等随捕以为常。逆瑾家人梁洪索货于晨等不得，遂诬为贼，奏遣御史宁杲、柳尚义调兵图形捕之，连系妻孥，尽破其家。晨等穷蹙愤恚，乃相聚劫略。至是，以诏旨许自首免罪，诣州自首。知州郭坤以闻，下兵部议覆，遂贳之，仍令协捕他盗自效。未几，晨等复叛。
《实录》修撰极佳，故值得多加分析。可见在州县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明代关于会积极收纳本地士绅、武士等富有名望之人，令其成为官府与基层社会的中间地带。因此刘六极其同党在一段时间内具有官方身份，因而其会接受官府之资助、甚至参与政府训练。然而无论刘六在成为政府编外武装力量的时间内经历如何，毫无疑问的是，他会了解到明帝国基层运转的程序、官员的治理方针，已深入到明帝国官僚体制中。这一点从刘六会被梁洪勒索中可得以验证。因此，刘六并非生下来就是盗匪，甚至是有一定知识和专业素养的体面小吏。然而刘六叛官从贼，直接原因便与刘瑾有关。然而实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张忠、张茂的覆灭为什么会令刘六等恐惧，进而决心起兵。
传世文献中，对刘六、刘七起义整体事件表述最好的是清时谷应泰所撰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平河北盗》。谷氏的表述则更为详细：
五年冬十月，霸州降盗刘六、刘七叛。初，霸州文安县大盗张茂家有重楼复壁，多为深窖。同刘六、刘七、齐彦名、李隆、杨虎、朱千户等皆附之。诸大挡多文安人，茂通赂纳交。太监张患者，号北丝张，与茂屈邻，结为兄弟。因得遍赂马永成、谷大用辈，常因内官家人出入禁中，进豹宠观上蹴鞠，益无忌惮。河间参将袁彪数败贼，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与茂东西坐，举酒属彪，字茂曰：“此彦实吾弟耳！今后好相看，无相扼也！”又举属茂曰：“袁将军与尔好，今后无扰河间！”彪畏忠，不敢谁何。诸将闻风缩朒。及宁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伪作弹琵琶优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骁勇数十人，乘不备掩擒之，斧折茂股，载归。余贼相率至京谋遭罪，忠与永成为请于上，且曰：“必献银二万，乃赦之。”刘瑾家人梁洪亦索万金。六、七、杨虎计无所出，潜劫近境，冀以足所献。会虎焚官署，六、七知事败，散去。六、七胆力弓矢绝伦，诸盗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协捕有功。御史蒋瑶亦用而赏之。或劝瑶并绝祸本，二人竟扬去。杲仍图形捕之，逮系妻孥，尽破其家。六等穷蹙愤恚，乃相聚抗官府，劫行旅。既，刘瑾伏诛，杲亦被劾，麾下健儿多归之。诏下讨贼，仍许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领三十四人诣州。知州郭坤以闻，贳之，令捕他盗自效。至是，复叛去，往附畿内盗白英。时英已流劫至山东。
可见，明代的直隶地方秩序确实依靠本地势力加以维系。张茂作为大盗却能安然，甚至能出入禁中。然而谷氏给刘六抹上一层侠客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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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北之乱
谷氏从正德六年讲起，似乎刘六、刘七自正德六年才又一次，也是真正举起起义大旗。然后《实录》置于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此时将刘六定罪，意欲声讨，则其起事比在此之前。从决心起事到攻克霸州，此间必有一个积蓄力量之过程。
正德六年三月初七日，巡抚蓟州都御史李贡等奏：：“霸州盗刘晨、刘六、齐彦明、顾子美等流劫山东，杀死京营指挥张英等六人。”请求“乞添调京军并达官军舍，委官统领会各兵备守备，四路剿杀。”兵部决议派兵进剿。派遣直隶地方军队“随贼所在出奇剿杀”。由此迫使刘六军离开直隶。
然而时间到了六月初五日，山西又出现以李华为首的起义，“逆瑾党亡命者多从之”。聚集千人，皆身穿红色衣服。这股力量与刘六军在壶关县（今属山西省长冶市）赵村合流，在当地大肆焚戮。
十六日，刘六军的规模以进一步扩大。山西起义军杨虎部“破武安县，毁临洺镇，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等县及景州东西关、连窝、泊头等镇，由淮镇店渡河，复入文安。”
此时官军屡次失败，兵备佥事许承芳请求朝廷增加军队。朝廷令署都督同知张俊充副总兵，都指挥使王琮充参将，动用中央军前往征讨，并令山东、河南、直隶守臣分布防御。在外形成大包围圈，意图压缩刘六军的生存空间。谷氏称杨虎在刘六起义前便与之有联系，但《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并没有讲杨虎是如何来到山西的。故杨虎与刘六在此次合流前是否有联系，还需思考。
面对这种情况，刘六采用分兵游击的策略，七月十六日，兵部奏：“近闻强贼刘六等由湖广、江西自南而北，逾山东长清、齐河等县，直抵霸州，复往山东而南；强贼杨虎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东，逾曲周、威县，直抵文安，复往河间泊头、庆云，亦由山东阳信、海丰而去。往复纵横，如蹈无人之境。”
一时间，明政府的围剿方针依然失败。各地各自为政，刘六军过境则不思进剿，惟求离开。谷氏称之为“官军见形即缩，贼相与笑乐，恣所杀掠”。这种希望祸水东引的心态实际上极大地扩展了农民军的生存空间。而明政府见地方军队不愿用命，则采用新的方针：
命提督都御史马中锡、总兵官张伟将参将李瑾、指挥冯安所领京达官军不必分调，悉令统领，随贼所往，督同官军民快相机剿杀。其参将宋振、都指挥庄鉴所领官军及达官舍余，亦宜量贼缓急相机调用。及移各镇巡官，各督守巡守备及府卫预选兵快民壮操习，各村集镇店佥点火甲防守。
值得玩味的是，刘六之前就是明政府的“兵快民壮”之人，可见此次兵兴并没有促使明政府进行改革，依然沿用先前方针，由此效果如何，大概可以预料。
十七日，兵部趁机向皇帝请求明确奖赏：“募有能擒斩刘六、刘七、齐彦明、杨虎、李隆、朱千户有名贼首者，军民人等即授世袭正千户，赏银一千两；文武职官升三级，赏如之；武职准世袭，文职免官后子孙世袭百户；贼党免其本罪，升赏亦如之。若贼首自相擒斩者，亦免罪，仍奏请升赏。从之。且令胁从自首及自解散者免本罪，仍复二年”。平定叛乱本应系官军职责所在。战时加赏，固然可以激励忠勇，然而明军战力如何，亦可见一斑。然而此时明朝整体尚可维系，故兵部亦怀必胜之把握，将勋贵子侄安排入军，待到胜局明朗之时以蒙皇恩，未尝不可。
然而明军果然未建寸攻。此后杨虎与刘六、刘七又兵合一处，“复至文安，密迩近郊”。明廷震恐，“仍令团营提督内外官选精锐以备调遣，及京城内外巡捕衙门并通、涿等处守备官一体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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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基于此时京师防御以及自身力量之薄弱，刘六军仍以积蓄力量为主，并没有直接进攻北京，甚至还想请求被招安。然而起义军的声势已经对各地原有秩序造成冲击。七月二十五日，“贼二三十人，自称刘六等，攻破南宫县，执知县孙承祖，毁县治，放狱囚，又掠宁晋皇庄。”八月初一日，提督军务总兵等官都御史马中锡、张伟等奏：“流贼刘宠、刘晨、杨虎、李隆等四十三人悔过自首。且言：宠等先以犯罪迫饥寒为盗，罪恶虽不可原，然其初心不过避死。今既畏法悔罪，乞下廷臣议处。”兵部认为刘六等如果真“解甲赴军门服罪”，则允许其自首。但如果其是诈降，则继续镇压。
对于刘六等人此次投降，《继世纪闻》中有详细记载：
初，都御史马中锡巡抚大同，杨尚书一清等举中锡堪以提督军务，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同征流贼。所领京营人马皆未经简阅。中锡书生，欲效龚遂下渤海盗事，招抚解散。张伟纨袴之子，亦不知兵。师既出，中锡遍檄诸路，榜示刘六等：经过所在，官司不许捕促，与供饭食；若听抚，待以不死。刘六等闻之，所至不杀掠，然且信且疑。中锡至德州桑园驻兵，刘六等来谒，中锡开城抚之。刘六欲降，刘七曰：“今内臣主事，马老爷岂能自践其言乎？”潜使人至京师，探诸中贵，无招降意；又以山东所劫金银辇载赴京，馈权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众至数万。
可见正如前文所说，兵部已将权贵子弟安排入军。这些人自诩勋贵，依仗军众，正欲剿灭起义军后夺取军工以获荣华富贵，岂愿接受刘六军之投降？故京师中贵无招降之意。但这也激发刘六军之抵抗决心，遂令战局又生变化。
八月初七日，刘六军夺官民船，拥众至侯安镇，将攻霸州。明廷也做出相应部署：命都督白玉充副总兵，领兵驻东安；都指挥王杲充参将，驻通州；都指挥陈勋充参将，驻永清；副总兵张俊往天津，会少卿陈天祥并力防御。似将其一网打尽。
正德六年八月初十日，刘六军攻破大城、静海二县，大纵焚掠，遂屯兵至青县、兴济、沧州。鉴于刘六军屡在直隶地方活动，官军征剿不可，守城不得，故以京师戒严。而刘六军此时因为胜利，军心大振，故贴张二旗，上书：“虎贲三千，宜捣幽燕之境；龙飞九五，重兴汤武之师。”
明廷应对无方，只得换将，“命兵部侍郎陆完代马中锡提督军务”。陆完率军已出涿州，京师稍将放松，又忽报得贼在固安，情势危机。明武宗终于直接出面，要求内阁汇报情况：
上召内阁李东阳等至左顺门内，上南向，问曰：“贼在东，师乃西出，恐缓不及事。适令兵部追还陆完等，令东，可否？”东阳等对曰：“甚当。且行未远，一二日可至。”东阳后奏曰：“闻贼船在冰套，自陷危地，似来送死。官军并力擒之不难，但恐人心不能齐一。向来略失事机，正坐此故。令官军在北，贼若南奔，逸不可制。”上曰：“张俊等皆在南，料亦无害。”东阳对曰：“今须亟敕东南诸将，令严谨堤备，以防奔溃。若有意外，查照地方，连坐邻境，不许互相推调，务在万全。”上曰：“然。先生辈宜用心办事。”东阳复奏曰：“此贼亦是乌合之徒，但愿朝廷赏罚明，诸将效力，必可成功。”上慰谕，令退。
这是《实录》中明武宗第一次为刘六事件直接出面，而李东阳的回答也足见其对明军所有之弊端一清二楚，正如前文所论。然李相所言之“但愿朝廷赏罚明”，结合前文已证之权贵子弟之想法，也成此时中的一大幽默。
九月初一日，侍郎陆完奏：“贼首杨和、刘六、刘七、齐彦明东入乐安，张兴南入峄县，杨虎西南入东昌。又有王某者从东光渡河而西。众分为六，势日滋蔓。”然而此时明军🧵前所调的延绥兵未至，人手不够。故陆完希望“乞增调宣府游奇兵各一千，辽东兵二千，及令山西偏头等关备兵五六百人，河南调集毛葫芦千人，各守险隘，以防突入”。上允。
九月初二日，明廷得报一次守城的胜利。杨虎摔二千余人攻沧州，夺船为浮桥，将沧州城层层包围。知州张奇、盐运使杨镩等“分城守御，焚其桥”。杨虎部围三日不克，正欲南走，刘六、刘七部前来汇合。两军合流，军势复振，乃取车薄门下，驾木为梯，使小船行掩城濠，复四面围之。然后此时“浙江千户满正所解兵器至，与广东指挥聂瓛俱在围中，以所带弓弩药矢射贼，复投火铳，焚其梯。攻围又五日，刘六、刘七中流矢，所遣谍者亦被获，遂焚掠城外民居及船只而去。”此次战役后，直隶守备愈严。农民军基于形式，决定向山东进发。山东明军防御相对薄弱，且多亲王封地，粮食、人口更为充足。对于农民军的动向，陆完心中益清楚，故其上奏称：“贼刘六等攻青、沂、兖，皆亲王封国，恐贼计穷，挟宗室为蔽。”，希望得到庇佑。明泾王祐橓亦奏，乞求朝廷发兵救护。
然而在明军出发之前，“杨虎等破直隶威、新河二城。刘六等破山东日照、海丰、寿张、阳谷、丘、宁阳、曲阜、沂水、泗水、费十城”。声势浩大，势如破竹。《实录》称之为“始京军懦怯，贼势益张；边兵至少挫，故廷议遂以为长策云。”由此，进入起义的第二阶段，即明廷政策由尽快进剿转为徐徐图之。
可能是离开直隶，刘六军对山东地方民情并不清楚，故从此接连遭遇失败。后世的兵部左侍郎陈洪谟评价为其数十万之众“多掳掠胁从之徒，其亲信骁勇善骑射者不及千人”。在此情况下，刘六起势迎来低谷。十月初九日，刘六等准备进攻曹州，屯兵裴子岩集。明军副总兵冯祯、许泰，游击将军郄永击之，斩首三百余级。追至集北，擒斩又千八百余人。而跟随刘六起兵，已经成为队伍小首领的朱千户者，为冯祯部的小兵沙长孙擒获。陆完听闻，上奏将诸将升官。
十月初九日，明军得到进一步加强。太监张永奉敕拣选团营官军，得十二万余人。张永“因请于将台下精选六千为正兵，又每营各选三千为奇兵，共四万二千人，时常操练，有警即调遣。”兵部同意，并命令“内外提督团营官拣选，人给马匹器械，以练武营协同坐营都指挥赵及暂调五军右哨坐营都指挥杨义于练武营领之，听提督官操演，待警而行，不许虚应故事，亦不许奏讨别差。永为定例，如故违者，提督及科道官指实参奏重治之。”
随着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朝廷再次使出安抚手段，希望趁刘六军分散之际进一步分化。十一月二十二日，太监张永传旨：
南北直隶、河南、山东强贼刘六、刘七、齐彦明、杨虎等肆行叛乱，侍郎陆完等讨捕，累以捷报，殄灭有期。朕念天下军民皆我赤子，比因水旱灾伤，各司府州县卫所官不能抚恤，或催征太急，或科敛繁重，或刑罚不平，陷于为盗，情实可悯。已命侍郎丛兰、王琼往宣布朝廷德意。惟有名首恶不宥，能擒斩者已有升赏格例；其余胁从者皆非得已，今后有能抛弃盔甲器械投首者，管军官即与辩理发遣，不许滥杀；其自解散者，沿途官司不许邀杀报功，俱量给衣粮，资送还乡，原籍官司给与牛具种子田地，为人侵占者各还本主，仍复三年；或攀指旧事者并免追究。兵部即出榜刊布，提督抚按及各府州县递为翻刻，务使各乡村屯堡军民知悉，安分为善，无互相惊疑。若冥顽不改，仍出为盗，自取刑诛，再不轻宥。官司敢有奉行不至，仍前怠玩虚应故事者，总督等官指实参奏重治。四川、江西等处盗贼，令总制尚书洪钟、都御史陈金及各抚按官如旨奉行。
同时，明廷也再一次撤换防守不力诸将，防守霸州参将王琮放纵刘六军越过黄河，震动京师；兵备佥事许承芳、涿州守备王勇等恶意避战，皆被革职交部处置，令宁山卫都指挥佥事熊伟充代替王琮部。
随着局势的发展，明代顶层的官僚也对市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兵部尚书何鉴集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杨一清、提督军务都御史彭泽相继提议。明廷相继采纳，并提升镇压有功主将。
正德七年五月初三日，刘六、刘七兵败于鲁西南地区。中原兵胜，遂走奔登、莱。明提督都御史陆完率军驻扎平度州，派遣游击郄永、参将温恭、都督白玉追剿，并令副总兵许泰在莱阳，张俊在莱州，刘晖在古县集，游击李鋐在南村集策应攻击。皆取大胜。刘七部只剩七百余人，又向西逃。刘晖令骑兵追之，追到淮河，刘七组织反击，失败，被迫易服马而逃。陆完再次向朝廷请功。此番共计击杀、俘虏刘六军二千六百余人。而刘六军被迫向南方进发。离开熟悉的环境，且兵力损失大半，气运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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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南困境
刘六过河后被湖广地方官军所追击，然而因为军队不习水性，被风摧毁船只，遂为官军击杀。其子刘仲准等人一同被杀死。而刘七、齐彦名分头逃出，集合当地水寇，自黄州下九江，劫掠湖口、彭泽等一带郡邑。
六月，陆完准备好水师，整顿完军队，驻扎扬州。
然而刘七部对水战也逐渐熟悉。驾船略过芜湖，当地官军不敢逼近。于是直达瓜州，烧毁战船，抢夺军器，并击败镇江当地官军。自此建立起狼山港、福山港两个根据地。凌驾江面，纵横上下，势力扩展到南通、泰州、如皋等沿江城市。并数次包围南京，南京震动。
然而自古水寇只有被剿灭的，未见有成势的。加之水战既非刘七所长，水寇也终究抵不过国家力量，刘七遂有北上回山东之志，然而被扬州地方官军阻击。北上无途，刘七只得延长江上下四处劫掠，虽也取得战果，但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最后只得以狼上港为根据地，“有舟三十余，众六七百人”。
八月，随着陆定将包围圈进一步缩紧，刘七部拉拢的诸水盗认为刘七即将失败，相继逃走。丁丑日，刘七率军二百人突围，又被官军所打击。这天晚上，飓风大作，刘七部船皆解散飘堕，士兵在船上也受影响，呕泄臭秽，自相击撞。
而陆完进一步改进技术，采用名为“水老鸦”的战术，即“藏药及火于炮矢中发之。又为形如鸟隊，持之入水，以喙钻船，机发自为运转，转透船沉”。炮发，极沉刘七部船一艘，愈发令刘七军恐慌，军心大乱，有人逃到山顶抗拒，有人跳下悬崖逃跑，但随即被南通兵击败。该因狼山港位于南通，之前与刘七军接触最多，因而南通方面的官军尤为精悍。至此，刘七军大势已尽。壬辰日夜，明副总兵刘晖带领辽东兵，干总任玺带领大同兵，游击郤永带领宣府兵一同进攻。癸已日，两军交战，明军声焰震天，风火交炽，刘七军溃散，向港口附近的山顶聚集。意图凭借制高点负隅顽抗，而明军亦气焰高涨，分军为三，刘晖在山北，卻永在山南，“皆戴盾跪行而上，手施枪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不退，遂夺其垣。”刘七军大部跳崖逃命，随机为明军劫杀。刘晖命百箭齐发，刘七投水自尽，其余散兵游勇尽数被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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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祸尤未已
刘六等人被系地方流氓，依附豪强以生，处于明代社会的边缘。而此时明代并非若秦末、元末之境地，何以由一刘六而天翻地覆，两京震动？遍翻《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史料，明朝廷在任命陆完后逐渐取得优势，相关史料也较之之前更多。为何本文却前详后略？
笔者认为，正如文中所讲，此时直隶、山东、山西，甚至南方水面上，到处都有所谓的“盗贼”。但其中能成气候的终究是少数。明朝此时国力未衰，能够剿灭流寇很正常，没有剿灭，令其坐大才不正常。因此本文希望讨论刘六等坐大的过程与原因，以此分析明朝此时庞大帝国下逐渐出现的弊端。而战争后期的官员如何运筹帷幄，明军作战如何英勇，这本身是作为职业官僚，职业军人应有的操守，即明帝国国家机器本应该的正常运作。
正如本文开头指出，刘瑾擅权是引发刘六起事的主要原因。然而刘瑾何以一手遮天？这背后是明政府什么样的制度缺陷？鉴于笔者水平，在此不做过多讨论，然而前有土木堡、后有魏忠贤，权宦干政始终是笼罩在明王朝上空的乌云。刘瑾虽死，但宦官干政的制度缺陷却没有被修补。传言朱元璋曾立“宦官不得干政”之铁碑于内廷，然而太祖处心积虑的制度却一直被破坏，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个幽默。
其次是明直隶官员的腐朽，避战怯战，导致刘六军坐大。然而明政府的纠错机制尚在，随着失职官员问罪离职，新的富有活力或者经验的官员出任地方军政大员，尤其是陆完出任，局势逐渐发生变化。那么，既然明廷尚有人才，为什么在刘六起兵之前未能及时代替老旧腐朽官员？纠错机制可以挽救局面，但一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应该是有一个可以正常的选贤任能的体制，纠错体制之所以是纠错在于补充非为主要。
然而明军的弊端也被暴露。前文以论兵部推行奖励军功政策的后果。这项政策在刘七困守狼山港的决战中发挥作用，然而其推行之处便展现出极大地弊端。正如陈洪谟所指出的那样：
因内阁及兵部准行首功之令，官军每追及贼，贼即先驱逐胁从良民与官军对敌，并弃所掠财帛，奔逸而去。官军争斩首报功，并取弃财帛，以致剧贼脱走，妄杀平人报功以万计。每一遇贼，斩获胁从人首级，辄报捷音，降敕奖励。谷大用、陆完得奖励敕十余次，而贼首无一颗者。甚至贼已过，官军遇被贼掳平民，亦杀之以报功。游击将军江彬过冀州，入人家，杀三十三人。有司申状诣陆完，皆不问。
正所谓慈不掌兵，陆完不问确实在一定程度维系甚至提高了明军的战斗力，但如此军纪又与到处烧杀的“盗贼”何异？
正如谷氏在文末最后总结的那样，“当其始也，刘瑾以威激之，张忠以贿纵之。及其继也，宁杲以酷激之，马中锡以抚纵之。事发于中宫，祸成于庸帅。卒之封爵定勋，先及中人子弟焉。”一场荒诞下，五省生灵成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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